在上虞博物馆二楼“百年红色展厅”展柜内，陈列着一只褐色的长方形小木箱子。说明标签上说，这是俞菊生烈士生前送给肖璜的木刻箱。1986年9月，肖璜的母亲娄美凤又将之作为革命文物赠予上虞博物馆。

　　俞菊生、肖璜是谁，他们身上有什么特别故事，这个木刻箱又作何用？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原上虞档案馆馆长李金海，由他来讲述这只木刻箱背后的故事。

　　以刀代笔，木刻版画成为革命宣传的有力武器

　　俞菊生为新昌人，毕业于新昌中学。1938年3月，21岁的俞菊生参加了新昌县战时政治工作队做抗日宣传工作，同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也成为他革命生涯的起点，亦开始展现出其能写善画的不俗才华。次年12月，经党组织同意，他又随由新昌调任至上虞县国民党党部任书记长的俞渭川进入县党部，做宣传干事。

　　在上虞，俞菊生与任县党部秘书的俞元亮（后由俞菊生介绍加入共产党）等人，一起以国民党县党部名义，编印出版《战鼓》月刊。《战鼓》为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的机关刊物，由俞渭川实际掌握。值得一提的是，俞渭川本人比较倾向抗日也同情革命，所以俞菊生在任《战鼓》主编期间，尽管经常转载进步刊物的稿件，也并未受到多少干涉。与此同时，他还潜心创作了一系列木刻版画，创新题材亦偏向革命，关注底层百姓，如《鲁迅像》《前线战士》《田间农民的耕作与生活》等，刊印在每一期《战鼓》的封面里页。另外，他还兼着《上虞报》“尖兵”“一定胜”专栏的编辑，也时常自己动笔撰写社论、时评，创作版画。

　　“木刻版画的兴起，其实跟鲁迅先生的倡导，革命形势的发展，有很大关系。”李金海说，木刻版画比较简便易行，木板、刻刀、油墨、油滚、纸张即可，完成后可以反复付印，所以无论抗战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都是相当有力的宣传武器，因此也成为当时最普遍的艺术形式。鲁迅就曾有言，“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

　　早在1931年时，鲁迅就曾邀请日本友人在上海为青年举办木刻讲习会，并自任随堂翻译。这亦被视为中国新兴木刻运动起点。同时，他还在刊物上热情介绍国外版画艺术，积极张罗版画展。由此，木刻版画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得到蓬勃发展。它的黑白分明，是艺术的道德承诺；它的深刻有力，是民族的精神象征。俞菊生正是受此影响，常将木刻箱带在身边，每有感触或灵感，就刻画下来。

　　以木刻为引，两位青年亦师亦友同声同气

　　也因为木刻版画，当时尚在上中学的进步学生肖璜（原名黄亢夫），经由中共上虞县工委首任书记陈树谷，时任县工委书记傅志评的辗转引荐，结识了俞菊生。尽管从年龄和阅历上讲，俞菊生称得上是肖璜的老大哥，但两人爱好相同，志趣相投，故一见如故。尤其是在肖璜因伤寒病在家休养的两个月间，经常去俞菊生那里借木刻、漫画、诗集和文艺书刊，交往甚密，交情日笃。

　　1940年2月，俞菊生主持上虞县战地服务团，发起组织“舜江学社”和“战鼓乐社”。肖璜也曾先后在自己就读的上虞战时中学、春晖中学组织战鼓乐社战时中学分社、舜江学社春晖中学分社，吸引了一批有抗日热情并爱好文艺的同学踊跃入社，其中春晖中学分社更是成为当时中共上虞县工委领导下组织学生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学生组织。

　　1940年春夏之交，国民党当局撕下“全面抗战”假面具，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上虞的顽固势力也遥相呼应。到次年1月，俞渭川被迫“因病辞职”。俞菊生也离虞返回新昌，临行前他把自己的木刻箱送给肖璜，希望他继续在上虞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工作。

　　两年后，也即1943年4月，俞菊生再次回到上虞。当时，他由中共浙东区党委派往驻上虞的国民党八十八团田岫山部做统战工作。11月，俞菊生任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五支队一大队三中队指导员，随中共上虞县办事处流动作战。1944年3月13日，他率部到达横塘乡徐家岙（今驿亭镇新横塘村徐家岙自然村）。但因敌特告密遭到日伪军偷袭，俞菊生率副班长杨友贵和4名战士靠着1支木壳枪、5支步枪和手榴弹连续血战3小时，毙敌营长以下30人，伤敌40余人，成功掩护了县办事处同志的安全突围。他却在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1965年，他和杨友贵的遗体迁葬于百官龙山烈士墓。至今，徐家岙的墓地也仍得到保存，长久领受着当地百姓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