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春，原胜江公社水坑口大队（今已成为汤浦水库库区）第二生产队内突然变得热闹起来。大队科技小组组长兼二队植保员宋炳生，从公社拎回了三四斤水稻种子，说是全公社只有这么一点种子，公社领导特意指定水坑口大队来试种“杂交水稻”新品种。

　　此语一出，就像平静的水塘里扔进了一颗石头激起涟漪，社员们纷纷议论开了。

　　当时的水稻，品种改良令人眼花缭乱，社员们还在为种连塘早还是种矮脚南特而纠结。连塘早这个品种，脱粒容易，稻草长，米粒白软，比较受欢迎，但产量低，且容易倒伏；而矮脚南特产量稍高，抗倒伏，但稻草粗而短，只适宜当柴烧，社员们不喜欢。但在大队的坚持下，只好种矮脚南特。而就在这时，杂交水稻偏偏又来凑热闹了。

　　“名字也这么古怪！真是癞子花头透。”一旁绰号叫“老右”的农民卢伯仁说了一句怪话。叫他“老右”原来是有来由的。那是在“公社化”初期，有一次，生产组长去叫他开早工，他走出门，看天色伸手不见五指，竟反锁上门顾自上楼睡觉去了。组长派人来找，见门已锁，以为他已去田畈。那时群众的觉悟都空前高涨，农忙时几乎天天拿着火把开早工，在“插红旗、拔白旗”活动中，他因此被插了白旗，因而被戏称为“老右”，而他并不介意这绰号。

　　老右干活是把好手，年过四十，长得脸色黝黑，身材魁梧，小腿肚像小水桶，挑个400斤的担子不在话下。当时种春花作物，生产队规定带一担队里的牛粪或猪粪，每100斤记工分1分，他用钪铣当夵柱，一根檀木扁担随便一挑就是300多斤，记工分3分多，这几乎相当于年轻力壮妇女的半天工分值。“这三四斤稻种喂几只麻雀还不够，怎可以去田间试种？”其他社员也附和道。那时，每亩田的稻种都要三四十斤，这样的议论似乎也不无道理。

　　当时，宋炳生是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小青年，思想进步开朗。他把这三四斤稻种当作宝贝，从孵芽、育秧、寄苗到大田种植，都亲自全程管理，精心呵护。根据公社领导的指示，试验田选在大家能看到的地方，虽说是五亩，但实际上只有三亩多一点。大田种植开始了，宋炳生亲自指导：30厘米左右见方插一株，每株只插一支秧苗。这让大家都很不适应。像这样史无前例的插秧，从路上看下去，几乎看不到秧苗。

　　“一爿白田，有什么饭食几（绍兴方言，即吃）？食几烂泥去！”出工或收工走在路上，老右这么说，社员们也这么说。

　　一个多月后，在路上望下去，整爿田绿得发黑，稻叶子阔得像芦苇。又过了一个多月，金秋时节，整爿田一片金黄，阔阔的黄叶昂首挺立，见不到一个稻穗。“总算种了一爿草，食几稻草去！” 见到的人都指点着这么说。

　　到了开镰的那一天，公社组织人员现场参观，老右有幸成为收割的两个主要男劳力之一。下得田时方才把大家惊呆了，稻秆齐腰，长长的稻穗沉甸甸地躲在叶下，四五株稻竟割满一手把。老右眉开眼笑，有妇女说，这样割，工分就没几分了。当时割稻，工分按几十分一亩包下来，再按每人的工分评级分配。老右说：“只要谷多，工分少几分还觉得出吗？”

　　经过三四天的晾晒、过秤，产量出来了，共3000多斤。这可是当时一亩田早稻、晚稻、大麦三季产量加起来还高得多的产量啊！

　　生产队还专门把一点杂交谷碾成米，在十三间头用大镬烧成饭，还宰了大队畜牧场里的一头猪，公社还组织各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植保员和本大队代表前来试吃。吃着香喷喷、软咻咻、糯稠稠的杂交米饭，大家都眉开眼笑。有人说，这香、软、糯的味道是骂出来的，以后还要多骂骂。老右憨厚地笑了。

　　1975年杂交水稻得到大面积种植，1976年人人都能吃饱饭，告别了番薯、南瓜抵折口粮（稻谷）的历史。

　　如今，无论中国人、外国人，不仅熟悉了杂交水稻、超级水稻，还熟悉了袁隆平。“吃饭要找袁隆平”一语就是最形象的写照。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60多年前还有一个农业八字宪法以及亲手制定农业八字宪法的人。

　　1954年9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的农业”这个概念。毛主席深知科学技术对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性，极力提倡选种，改进耕作方式，并亲自拟定了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袁隆平就是这个时候培养起来的农业科技专家。如今，回忆起当年的那些人和事，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